一面翻译《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一面有杂七杂八的想法冒出来：译者由于才疏学浅一定在许多方面对博大精深的博尔赫斯和萨瓦托的对话理解得不对或者肤浅，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个才疏学浅和博大精深的矛盾就已经暴露出来；译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反复查询十几本工具书才能一知半解的内容，却是博尔赫斯和萨瓦托早已熟烂于胸的常识。
博尔赫斯虽然出生在阿根廷，但他的母亲有英国血统，讲一口纯正的英语，给小博尔赫斯启蒙的是英国女家庭教师，阅读的是英文书籍，因此他六岁就能用英语写短篇小说，九岁翻译王尔德的《快乐王子》。10－20岁在日内瓦读中学，那里的课程全部用法语讲授，博尔赫斯不得不好好学习法语，否则不能毕业。在此期间，他出于对德国诗歌的爱好，又自学了德语，直到与萨瓦托对话时的1975年，他还在“坚持学习”德语。拉丁文是中学的必修课。西班牙语是博尔赫斯的母语，也是他进行创作的主要语言。如此学习外语的经历，大概不精通也就精通了。
但是，萨瓦托有两句话给译者增加了坚持翻译下去的勇气，一句话是：“莎士比亚早已经成功地压倒了作品的译者。”博尔赫斯的睿智和博学有其独特的魅力，他早已压倒了译者的笨拙与无知，因此只要用中文传达出对话内容的一、二，聪明的读者自然可以心领神会，就可以踏着译者衰老和狭窄的脊背与博—萨沟通，何况译者如履薄冰地小心对待原文，恐怕可以超出一、二，说不定能够达到八、九呢。第二句话是：“既然印欧语系的语言是不可翻译的，我们就可以猜想翻译成中文是怎么回事了。严格地说，任何翻译都是假的，因为不存在准确的相等物。”此话的合理成分是：由于翻译是要经过译者的“主观”理解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要想找到百分之百的相等物确实是不可能的，的确有“假”的成分。但是，翻译又有“真”的部分和需要的理由：人类有相同的情感、思想和共同面临的问题。
博—萨对话涉及的方面很多：文学、艺术、哲学、神学、心理学、语言学、音乐、舞蹈、电影等等，但是贯彻始终的是彻底的怀疑主义精神和坚持思想自由的态度。
从谈话一开始，二人就确定了：不谈政治，不谈日常生活琐事，要谈“永恒性的话题”，即文学、艺术。博尔赫斯的怀疑主义是相当彻底的。他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他说：“设想有个完美、无所不在、万能的上帝的存在，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他引用萧伯纳的话说：“上帝是自己造的。”“我多次想过：什么这个神、那个神是属于月亮的，都是胡说。”“我想只要一次牙疼就足以否定万能上帝的存在了。”他也不相信“天堂和地狱的存在。”造神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形成一种精神力量和习惯势力，比如宗教势力，并且往往创造出相应的文化成果和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的垄断。造神——形成对思想的垄断——打破这一垄断——再造新神，这样螺旋形的思想发展规律，是许多民族文明史都经历过的。看看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他们确立某种信仰的迅速和幸福感与他们否定自己信仰的艰难和痛苦相比，我们可以发现这中间怀疑态度所起的重大作用。怀疑需要事实，更需要勇气。“神”一旦形成定势和习惯，也就变成了阻挠解决新问题的障碍。
“神”对思想的垄断和人们思想的懒惰与臣服是延续“神”寿命的基本条件。面对每日大量层出不穷的矛盾和问题，人们总得拿出解决的办法来，而在想出办法之前最重要的是对矛盾和问题的置疑。没有置疑，就不可能有所发现，更不可能有所创新。
博—萨对话给我的第二个启发是：只有坚持思想自由与独立，文艺才可能有发展。萨瓦托说：“我们都知道伟大的艺术只能在绝对自由中创造。顺从和因循常规只能生产虚假的艺术。”从他俩对梦的分析可以看出，思想自由是人的基本属性，梦是这一属性的具体表现：“做梦可以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里不发疯。艺术对社会所起的作用等于梦对个人的作用。”萨瓦托以莎士比亚为例说明了这个道理：“莎氏笔下的人物，或曰他本人，可以杀人，背叛，折磨别人，奸淫妇女，自杀，发狂。抓住随便其中那一条，社会都可以把他送进监狱或者疯人院。可是实际上社会却为莎士比亚树碑立传。”博—萨对话中举出大量事实说明人性的双重或多重性。“双重性是人类特有的，而且是对立的双重性。”萨瓦托用法国18世纪理性主义处于高潮时期出现的走火入魔的宗教团体证明了这个道理：“在法国这个理性主义最后泛滥成灾的国家里，却出现了有史以来由一群群走火入魔的人们组成的最大群体：从吉尔·德·雷元帅，经过萨德侯爵，直到热内。”在我的朋友和我本人身上也可以找到这样的双重性。我认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每每谈及“文革”这场灾难，总是激动而义愤填膺地说某某学生的凶狠嘴脸、某某居委会大妈的叫嚣、某某职员侵占了他的房子……，他的直接体验和感受让他仇恨这场“革命”，做为一个学贯中西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完全有条件而且有责任质问这场“革命”的发动者，质问这场“革命”的历史和社会成因，不知道他是缺乏理性判断的能力还是缺乏直面人生的勇气。
博—萨对话中也谈到了名利和生死。人出了名以后还有没有自由？萨瓦托的问答非常明确：“如果一个艺术家有重要的话要说，无论怎样他都会说出来的。无论什么也拦不住他。不管是名誉、地位，不管是秘密警察，不管是国家政府，都拦不住他。”这是指艺术家要讲真话的勇气。但是，中国有个成语：“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固然说的是“树大招风”容易引来议论的道理，其实还是反映了一种狭隘心态：又想吃，又怕烫。说明了追名逐利者的自私自利而已。反之，如果作家、艺术家以追求真理为生命，把名利置之度外，他就获得了精神自由，不会为声名所累，为此，萨瓦托举例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候，已经是闻名遐迩了。可是谁敢说因为这部作品他就不自由了呢。还有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海明威、福克纳……也都是名人。”
博尔赫斯对死亡的态度也是值得一提的，他说：“只要证明镜子已经照不出我们的身影了，那就知道我们已经死去。”活着就是感觉，死亡就是感觉的消失，如此而已。萨瓦托的看法是：“死亡让我感到悲伤。”对此，博尔赫斯回答的十分彻底：“既然你再也感觉不到这个世界了，那你也就不可能再悲伤。”博尔赫斯一生研究神学，但是他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他一生中用去许多时间创作以主观感觉为题材的作品，但是对待生死这样的大问题又是如此客观和冷静。这种多个“博尔赫斯”的复杂现象，告诉我们看人看事简单不得，线性、单一思维方式必须让位给全方位、多视角的方法。巴尔加斯·略萨对博尔赫斯认识的根本转变可以说明思维方式转变的意义。他在读大学期间由于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博尔赫斯是“资产阶级的看门狗”。他的朋友劝告他：还是先看一些博尔赫斯的作品以后再说。“我惶惑地阅读着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惶惑中除去有一种因背叛了我的导师萨特而产生的堕落感之外，还有一种邪恶的快感。”若干年过去以后，他的看法彻底改变了：“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博尔赫斯的出现是现代西班牙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事情，他是当代最值得纪念的艺术家之一。”从蔑视博尔赫斯到无限崇敬，从50年代到90年代，巴尔加斯·略萨对文学社会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从怀疑、动摇、分析、批判直到重建的过程。其中正是博尔赫斯的怀疑主义精神帮助一代青年作家从意识形态给文艺设立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萨瓦托在这次对话中明确对博尔赫斯说：“您是作家的作家。您更是为作家准备的作家。”博尔赫斯是真正的一代宗师，因为他用自己的作品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并且教育和培养了一代作家。可是他在生前从来没有自诩“文坛领袖”和“伟大的导师”，因为他重视的不是虚妄的头衔，而是扎扎实实的精神求索。这也是他在这次对话中多次强调的：古希腊城邦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荷马精神仍然活在我们心中。会不会正是这样的“文化精神不朽”一直在支撑着博尔赫斯衰老多病的身躯去坦然地迎接死神的到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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